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，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
　　庞大的进口垃圾，在中国是如何完成资源回收利用的？期间产生的污染问题如何解决？

　　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——《塑料王国》，揭开了关于进口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，却在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内外，掀起一场争论。

　　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垃圾进口国。

　　一个概念需要厘清——经过分拣和清洗的塑料垃圾，属于国家允许进口的可再生资源。

　　另一个概念同样需要厘清——从生活垃圾中去分拣和清洗塑料垃圾，不仅涉及必要的分拣技术，更需要足够的处理伴生污染的能力。

　　问题随之而来。

　　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，都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分拣和清洗了吗？如果没有，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。那么，我们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？现实中的塑料垃圾处理真能严格执行污染处理的所有要求吗？

　　经过28个月的跟踪拍摄，中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真实场景，触目惊心地显示在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作品之中，尽管他选用一个不无中性色彩的名字——《塑料王国》。

　　在冷峻而不加掩饰的镜头下，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，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，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。接下来，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，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，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。这些村庄里，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。

　　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，更是一个关于贫穷、人性、逐利、价值观的故事。

　　塑料引爆话题

　　当垃圾处理成为一门生意，抢夺垃圾的战争就已经打响。

　　通常的观点认为，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不能否认，这个观点成为垃圾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理论支撑，甚至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。

　　但是，在与垃圾打过7年交道后，王久良坚持认为，“垃圾等于资源”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状态，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巨大污染。“至少从目前看，混乱的处理过程和低下的处理能力，使得中国的垃圾处理仍然是一个负增值的产业。”

　　就在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之际，王久良开始骑着自己的越野摩托，像猎犬一样在北京城周边游荡，遍寻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场，再把代表每一个垃圾场位置的黄色图钉密密麻麻钉在北京地图上，用最直观的图景震撼了所有看到这幅地图的人。

　　这次为期3年的遍寻垃圾场行动后，王久良推出均以《垃圾围城》为题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，这4个字也一度成为环境保护浪潮的热门词汇，甚至引发中央领导关注批示。随后，北京市宣布投资100亿元，用5到7年时间完成对周边近千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，并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。

　　经此一“役”，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，王久良对于垃圾问题的意见表达，已经显示出民间独立调查性质的权威性。

　　即将进入2015年的时候，王久良再度发声，用一部暌违3年的纪录片新作《塑料王国》，撕下了一个以再生资源回收、循环经济为名的产业的面纱，暴露出最为不堪的一面。

　　来自中国海关的官方统计，2013年，我国进口废旧塑料垃圾总量为800多万吨。王久良所记录的，正是这些垃圾在中国从南到北30多个乡镇村庄最真实的初级加工场景。

　　《塑料王国》第一次面向媒体的放映地点，选在北京东二环边的银河SOHO大楼。这座宣称拥有最好空气净化系统的建筑物，远远望去充满着时尚的未来感。

　　但是，至少在放映的这一天，银河SOHO的未来感被笼罩京城的雾霾粉碎肢解。当天，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，成为《塑料王国》所要表达主题的又一个注脚。

　　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，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。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，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，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。这些垃圾的“原产地”，多是美国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。在镜头里，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，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。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，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，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。

　　这场景在银幕上出现时，观众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呼。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、浓烟、污染水的画面，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，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，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。（来源：工人日报）

“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，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？”几乎每一位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人，都会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　　无疑，王久良又扔下了一颗炸弹。

　　巨响过后，中国乡村垃圾处理的残酷真相浮出水面。

　　战绩与现实

　　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，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，从最初的7.4亿美元飙升到115.4亿美元。

　　疑问就此产生——中国为什么进口这么多垃圾？

　　王久良的回答可以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利益驱动”。

　　“过去，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。后来，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，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。现在，一切都颠倒了，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。”在纪录片《塑料王国》放映前，王久良告诉记者，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。

　　不过，王久良的观点一经曝光，便立刻招致资源再生行业相关者的强烈反对。27岁的再生资源网站编辑于泽甚至私信王久良，直接表达反对的态度。

　　2015年1月2日，于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表示：“没有人否认存在过进口洋垃圾的问题，但在绿篱行动以后，那种情况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生。”

　　于泽所说的绿篱行动，是国家海关总署于2013年2月启动的一次为期10个月的专项行动，旨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、严打洋垃圾走私行为。

　　“过去，进口的集装箱是抽检。在绿篱行动中，几乎箱箱检查，并且实行最严格的掏检。”于泽拿出一份新闻报道，上面列举了各地海关的行动成果，其中，仅在黄埔海关、烟台海关、宁波海关、黄岛海关、威海海关、青岛海关、梧州海关、佛山海关和石家庄海关，便共计查办涉案废塑料3万多吨。

　　“王久良的拍摄期，一定是在绿篱行动之前。”走访过很多大型正规再生资源企业的于泽，对国家的专项打击行动效果深信不疑。

　　“你信吗？”听完记者转述的于泽观点，王久良这样反问。“确实有段时间，拉垃圾的车少了。但有的老板直白地告诉我说，别管他们的货滞留多长时间，最后总有办法通关提走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究竟如何定义洋垃圾与合格废旧塑料原料，本身就界限模糊。

　　在于泽看来，国家的规定很明确。以废旧矿泉水瓶(PET)为例，需要在垃圾出口国完成清洗和拆解后，才能作为再生资源原料被进口到中国。

　　然而，现实显然并不是这样。

　　2011年，王久良访问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。参观结束后，美方人员不经意间指着正要开走的集装箱货车说：“你看，那是要运往你们中国的。”

　　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的垃圾，都是生活垃圾。经过人工初步分拣，生活塑料垃圾被分离出来。正是这些美国人不愿花钱费力处理的垃圾，被中国的商人买走。

　　这个不经意间的发现，让王久良产生疑问——令美国人头疼的垃圾运到中国后，到底又会如何处理？

　　经过1年的调研，王久良决意再拍摄一部纪录片，追踪曾经困扰自己的事实真相。

　　2012年5月31日，《塑料王国》正式开机。整个拍摄持续了28个月，直到2014年9月结束。

　　“最初3个月，几乎处于被驱赶的状态，进入不了实质性的拍摄。这样算来，大部分的拍摄素材，正好是绿篱行动期间。”王久良直言，“我不用看数据，也不用听有过什么行动，我亲眼看到并拍摄下来的，足以说明一切。”

　　放错位置的资源？

　　毫无疑问，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，似乎触动了整个再生资源行业的“奶酪”。

　　于泽的质疑只是开始，更多的反击接踵而至。

　　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周开庆先生发表的文章中，重点援引了巴塞尔公约中的观点，“塑料被认为是无毒的”，“使用塑料再生料不仅仅是成本考虑，而是发展和责任考虑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一些颇具规模的正规厂家处理塑料垃圾的过程，也被用来证明《塑料王国》揭示的原始和混乱仅为个案。

　　对此，王久良直接反驳——在进口塑料垃圾处理的问题上，不要把利润和社会责任混为一谈。如果为的是利润，那么由此产生并在未来逐渐显现的环境污染，为什么没有让从垃圾中掠取利润者“买单”？如果是为了社会责任，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塑料垃圾进行处理，到底履行的是哪家的社会责任？（来源：工人日报）
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，所有行业都在挖空心思如何让人们从兜里掏钱出来，王久良却试图让这浮华喧闹的消费快车跑慢一点。这多少有点唐·吉诃德的意味。

　　小时候，妈妈带着王久良算命。“那先生说我，一生‘骑着墙头当马匹，拿着秫秸当杆枪’。”现在，相机和摄像机就是王久良的“武器”。他唯一能够仰赖的东西，与算命先生所言的“墙头”和“秫秸”无异。在这位38岁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，始终有着最为清晰且理智的坚持。“我能改变世界的很有限，但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吧。”

　　王久良没有想到，自己从《垃圾围城》开始，竟然与垃圾黏在一起整整7年。

　　围绕着垃圾的拍摄计划，并未完成。看上去，他与垃圾还要继续黏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