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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塑料王国》揭示残酷真相: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(二)

日期:2015-1-12 来源:环卫科技网

在王久良看来,一切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,都是负增值产业。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,需要付出的成本,至少也要101元。否则,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,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,更解释不通为什么《塑料王国》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

  事实上,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。他们在例证企业深陷经营困境时的说法,客观上暴露出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。

  “塑料作为可再生资源,要回收是一定的。但是,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,企业不好做的。”从事废旧塑料回收5年的安伟(化名)说。

  这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从业者,来自国内某废塑料回收集中县。两年前,这个县对散落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式废塑料分拣、造粒产业,进行了“壮士断腕,涅槃重生”式的自我革命。公开的报道中,县政府高度重视环保问题,淘汰小作坊,引导成规模企业进入工业园区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再生资源回收产业。

  安伟毫不讳言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了多项支持,也承认园区经营者在租金上给予了相当优惠。“就拿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污水来说,处理成本至少在每吨10元以上。现在,包括水费和处理费用在内,每吨污水只向企业收取6元。”但是,即便是这些已经大大压缩的污水处理成本,依然是企业不堪其重的的负担。

  其实,在污水处理这个环节之外,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,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。依据王久良的调查,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,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%,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。

  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,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。在王久良拍摄的画面中,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,黑色烟尘弥漫。

  “理论上,焚烧可以用来发电,但又是一笔巨大的投资,谁投?”安伟说。

  填埋呢?科学研究已经证明,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,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。

  无论如何,王久良和他的《塑料王国》已经搅动了一个行业。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切判断和论断,都来自长达3年的调查。“有多少园区污水厂根本就不运行?说是统一处理,可管道都没铺通,这些我都拍到了呀。”

  可惜,诸多专业人士似乎看不到这些。周开庆在自己的文章最后,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:一家企业有问题,少数人有问题,不能推而广之。随着社会对中国再生塑料产业的认知和了解,一些片面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对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多大影响。

  周开庆这样说:“我们坦然处之吧。”

  然而,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处之吗?

  房间里的大象

  行业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。

  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,王久良作品中呈现的产业最前端从业者们的纠结、贫困、损害与被损害、麻木,才是戳中人们内心痛点的元素。

  “垃圾(这)东西,又不是新的,没有味?什么味都有!”画面中,一位分拣垃圾的妇女这样说。

  在《塑料王国》中,围绕着通过回收废旧塑料来挣钱究竟值不值,分拣垃圾的工人们有过这样一次讨论——

  “可熏得慌了,熏有什么办法。”

  “其实俺也不愿意干,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,俺自己也知道,对俺自己也不好,但是俺为了生存,没办法。”

  “空气空气不好,水水不好。什么好?说句开玩笑的话,就是钱好。”

  ……

  王久良告诉记者,片子中出镜的女分拣工干了20多年,自从有了这个产业开始就干,到现在一个月收入七八百元。而她的手,每一块关节都是变形的。另一个老太太捡到一个瓶子,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液体,只是想回收这个瓶子。结果在倒掉液体的时候,她的一个指关节全被烧焦。“瓶子里的液体是氢氟酸,一种强酸。”

  王久良到田间拍摄,问当地人这些垃圾对庄稼有没有影响,回答竟是“没污染,咱实事求是”。结果镜头一转,村庄的环境变得糟糕。干涸的池塘,已经多年不见鱼虾。处理废旧塑料产生的黑色污水,直接排入河流。甚至连地下水都无法安全饮用,村民需要购买山泉水喝。“一个月十五六元吧。”老太太算计着每个月买水的费用,售卖山泉水的小贩送水的步子匆忙。

  村头,一位干废旧塑料回收的老板的老父亲说着,这年头,怎么年轻人都得癌?

  另一个男人,反问王久良,“你要问还有谁没得癌?”

  即便如此,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。

  产业链上,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,以生存的名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,对理想生活的大胆奢望,其实极其卑微。

  一个年轻的小老板,最大的理想就是买辆车。终于,在一个冬天,小老板实现了这个理想,兴奋地在自己新买的二手车里坐了半晚。(来源:工人日报)

“人在车里产生的热气让挡风玻璃盖了一层白雾,从一个角看进去,那老板高兴的脸,当时那感觉,真是……哎……”王久良没办法忘记这一幕,那是以生存为代价换取的梦想实现,从他的价值观看来,个中滋味,难以评说。

  一家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家庭,由于贫穷,年轻的父母亲带着孩子全家打工在一家分拣作坊。家里的女孩依姐(音)早已成为分拣塑料的熟练工。她最小的妹妹,出生在这个堆满了垃圾的院落外面。11岁的依姐渴望上学,父亲却一拖再拖,理由都是“没钱”。依姐最喜欢在老板家里玩电脑,在一次争吵后,两家人关系紧张,女孩就从垃圾堆里捡出花花绿绿的纸板,在桌子上做出了电脑的模样,自己打字玩。

  垃圾,就是依姐这样的孩子全部的世界。他们在垃圾里成长,从垃圾中获得玩具,甚至从垃圾中学习。而垃圾,能够给他们的,也仅此而已。

  “我真的无法喜欢上他们,除了那些孩子。”王久良并不讳言自己的情绪,他与他的被拍摄者们相处时间按年计算,他理解他们的无奈、挣扎和选择,但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让他没办法从情感上喜欢上他们。

  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,但没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。正在野外倾倒塑料垃圾的人对着镜头说,为什么不查查谁让这些洋垃圾进到中国?

  这个存在于30多个乡镇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伴生的污染问题,似乎没人愿意来管。垃圾,像房间里的大象,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,而所有人选择视而不见,以生存的名义。

  选择不看的,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。

  塑料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,在中国获得重生,被制造成玩具或者其他产品,又重新回到美国、德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。没人在意,垃圾如何重生?又留下了什么。

  理想主义者的坚持

  2014年的最后一天,王久良踏上赴美航班。他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,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。他筹划着要在纽约、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播放《塑料王国》,让美国民众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,最终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伤害。

  正是在伯克利,王久良发现了中国这个“塑料王国”。那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伯克利市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丹尼尔,在看过王久良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素材后回应说:“现在我们看到了,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这些。”

  王久良意识到,美国民众关于垃圾链产业中的道德伦理选择,可能会成为影响垃圾输出行为改变的力量。

  看过《塑料王国》的很多观众意识到,垃圾并不会自己消失。当中国的大门关上了,这些垃圾还会流向地球上其它国家。“你们媒体在国内使劲,我在国外使劲,大家做各自擅长的。”无论如何,王久良下定了决心,“即使是冰山,也要撬动它”。

  或许,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久良。

  2008年,王久良发现了垃圾,从此,垃圾也黏上了他。但是,他的思考显然并不止于如何处理垃圾以及垃圾的世界战争。从始至终,他的目标是希望提出一个更为终极的命题——消费主义时代里,人究竟拥有多少算够?

  几年前,记者初次采访王久良,他用着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。今年,记者再次采访王久良时,惊讶地发现,在这个全民触屏智能手机的时代,他依然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落伍了好几代的手机。

  王久良不过度消费,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维持在最基本的层面。与垃圾打了6年交道,电脑里全是垃圾的素材,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包装,在他眼里条件反射式地瞬间变成它们被使用后成为垃圾的样子。

  “我很想做一个展览,就叫《超级市场》,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,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,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,让垃圾填满货架。”王久良希望,人们能够从垃圾问题上,检视自己的消费,而不仅仅只是抱怨政府做得多么不够,环境如何变得糟糕。(来源:工人日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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